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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:别再把优质资源短缺当借口
2009年02月24日09时28分   来源: 中国青年报

  “语文:读3篇文章、写3篇读书笔记、做6页语文练习册、做2页写字练习、写一篇日记(不少于一页半);

  数学:数学题改错、做8至9页的数学练习题、做5至6页数学测试卡、完成300道口算题。”

  这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周末要完成的家庭作业,“如果一点儿不休息,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,我女儿做完所有这些作业也要花整整4个小时。”在2月21日召开的“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?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”的专题研讨会上,一位北京家长介绍了自己孩子的家庭作业情况,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。

  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中,基础教育的现状和改革方向成了人们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,为此我们采访了学生、家长以及教育专家杨东平,请大家为基础教育把脉。

  那么多学生都在经历一样的痛苦,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

  “现在,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给我们的压力都太大了,我们的生活一天到晚排满了学习,很多学生为了逃避压力,便泡在网络世界里沉迷不能自拔。”高二男生郑容就读于北京市海淀区一所不错的中学。

  小学时郑容学习并不很努力,却基本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,由于“老实、听话”也很得老师喜欢,“小升初”时以第一名的录取成绩进入初中。但是,在不断增加的应试压力下,郑容越来越找不到方向,初三时成绩排在了班里的倒数几名。

  在父母的多方努力下郑容上了高中,但他却厌学了。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抵触学习,上课一点儿听课的心思都没有,每天除了画画就是上网”,郑容说,自己想到了退学。

  后来一位朋友痛骂了他,说他是在逃避。“是的,虽然现实比较黑暗,但是不接受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惩罚。”郑容说,他想明白了,重新回到了学校。

  爱思考的郑容仍然十分困惑: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?为什么我曾经对学习那么抵触?“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,那可能是偶然现象,可是有那么多学生都在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,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。”郑容说。

  “我国城市基础教育出现了畸形化,严重背离了义务教育的教育目标,尤其是将考试压力下放到小学阶段,这种摧残更加令人不能容忍。”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、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,基础教育需要进行从教育观念到教育过程的彻底改革。

  杨东平认为基础教育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:愈演愈烈的择校热和严重的应试教育。“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,择校竞争是以应试教育的成就作为筹码的,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择校竞争力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升学率,不断增加学生的应试压力。”杨东平说。

  这种情况下,孩子们把上学当成了一件痛苦的事。

  学校等级化与钱学交易合法化

  对于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,社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解释: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短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。杨东平并不认可这种说法,“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与5年、10年前相比增加了很多,而我们的学龄人口却在大幅下降。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乱相不能用供求关系的矛盾来解释,它是由一些更为具体的教育政策造成的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点学校制度。”

  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,是与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,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,我国明确规定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中小学校,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优秀的人才,所以实施了重点学校制度。实施义务教育法后,这样的教育价值和教育目标显然不合适了。国家也曾多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不许举办重点学校,但各种变相的重点学校依然大面积存在。

  如果进行粗略的划分,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可以划分为:城市重点学校、城市普通学校、农村重点学校、农村普通学校四等,如果再到具体的区县、学区,这种等级分层就更加复杂了。

  重点学校享受很多特殊政策和待遇,比如能在大范围内录取高分学生,形成“摘豌豆尖”的教育;可以招收择校生和“共建生”,从而获得巨额收入,教师待遇远远高于普通学校。又如,有更多的高级教师的名额,等等。

  一次,在一个民间教育研讨会上,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大学附近的一所示范中学校长发言:“我们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是真正的素质教育,能开设十多门外语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站了起来:“你们录取了全市最优秀的学生,拥有雄厚的教育经费,你当然能开出那么多外语课,如果也给我这样的学生和经费我能比你做得更好。”

  如果说重点学校制度使得学校之间产生了差距,那么择校和择校费制度则使得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。

  “择校费制度是从高中收取择校费开始的。”杨东平介绍,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,学校之间存在差距,高中教育具有淘汰性和竞争性,因此国家为了规范高中阶段的择校收费问题,提出了“三限”,即“限人数”、“限钱数”、“限分数”的政策。

  “钱学交易由此合法化了。”杨东平说,择校费开始不仅存在于高中阶段了,初中、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出现了择校费。虽然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严禁收取择校费,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却被默认了。而且由于这是一种不合法的收费,主管部门无法规范它,因此收费更加无法无天。

  “如果我们仅看生均拨款的话,国家对每个学校是一视同仁的,但是重点学校通过择校费、共建费等获得的教育资源,远远高于普通学校。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,是造成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屡禁不止的根本的制度性原因。”杨东平说。

  实行问责制政府要作为

  “如何破解‘进了好初中才能进好高中’的难题呢?惟有进行中考改革。”杨东平说。

  实践中,有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变革尝试。

  安徽、山东、沈阳、大连、盘锦等都已经尝试进行中考制度的改革了,他们把重点高中60%~70%的名额下放到每一所初中。学生无论在什么样的初中,只要在中考中通过了录取的及格线都有机会上重点高中。

  在这些地区,原来也只有上了好初中才能上好高中,实施了这项改革之后,上哪所初中都有上好高中的机会,因此,小升初的竞争压力一下子减小了。“这是一个缓解小升初、中考压力,均衡生源的制度。”杨东平说。

  曾经有人担心这样的政策会降低高中的质量,影响该地区的高考成绩。

  安徽铜陵进行了一项3年的跟踪调查,最终的结论是,这个改革没有影响铜陵的高考成绩。

  “既然《义务教育法》已经颁布,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已经确定,那种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都是见不得人、上不了台面的,只要政府负责、政府作为,即可涤荡。非不能也,是不为也!”杨东平说。

  前不久,山东出现了一股“素质教育风暴”,规范学校办学行为,严查双休日和假期补课、不按课表开课等违背教育方针、加重学生负担的现象,查到一起处罚一起,结果多年无法根治的顽症得到了有效的治理。“山东的做法很简单,就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。”杨东平说。

  “改革改到最后就是要看既得利益者能否放弃自己的利益。”杨东平说。因此,这一轮改革一定要有问责制,法律法规一旦制定了就一定执行,违法违规的行为和现象一定要受到惩治。

  一名家长曾说,“如果有一天我看到领导的孩子也在普通学校上学了,我才能相信真正的义务教育来了。”(为保护未成年人,文中学生名字为化名)(记者樊未晨)

编辑: 李其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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